電力公用事業公司發言人AmieO’Hearn 表示，競標的截止日期是12 月20 日。
　　
　　EverSource公司發言人Albert Lara 宣稱，雖然其RFP 尚處于前期階段，但它已經與東能源成立合資公司——Bay State Wind，并在開發一個項目。
　　
　　2020 年前，該項目的裝機可以達到200 萬千瓦，從而使Eversource公司在完成法定義務的道路上邁出重要一步。
　　
　　在紐約州，政策能否落地存在著更不大的確定性。雖然州長Cuomo 提出到2030 年開發240 萬千瓦的海上風電項目，但這并沒有被提升到法規層面，形成清晰的落實路徑。而制定明確的實施機制，可以推動各州可再生能源目標的落地，并成為受管制公用事業企業必須遵守的硬性要求。對于部件制造商而言，它則是一項州層面的激勵措施。
　　
　　批準裝機容量為9 萬千瓦的South Fork 項目，則是紐約州在海上風電開發上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其他項目的開發，則需要等待該州能源研究和開發署公布海上風電總體規劃的最終版本。
　　
　　“總體規劃將建立起采購機制，明確由誰來采購，并設定采購的時間框架。”McClellan 表示，“可能將由一個公共服務委員會來批準和實施這三個關鍵決定。”
　　
　　這個規劃有望在今年年底出臺。與此同時，該州還在與美國內政部海洋能源管理局（BOEM）一起劃定可用于租賃的新海域。StatOil 公司已經獲得了最近由BOEM 劃定的唯一一塊海域。
　　
　　Folsom 對紐約州將會大力發展海上風電充滿了信心。“監管階段總是存在各種風險，但是發展海上風電是該州實現2030 年使可再生能源占比達到50% 目標的唯一途徑。因為陸上風電的輸電受限，太陽能資源量潛力也不足。”
　　
　　McClellan認為，新澤西州雖然在2010 年以法律條文形式確立了110萬千瓦的開發目標，但后期執行乏力。“公用事業委員會未能將這一計劃真正落實下去。”
　　
　　到今年秋天，該州州長Christie的任期將結束。參加選舉的共和黨候選人希望將上述指標提高到350 萬千瓦，而民主黨候選人則承諾會支持海上風電開發。“除非他們就職，否則永遠不可能清楚他們會怎么做。但是可以明確的是，在新澤西州建設海上風電項目的唯一障礙就是政治。”
　　
　　2013 年，馬里蘭州的一項法律明確提出實施海上風電可再生能源信用（ORECs）政策，但直到今年，該州公共服務委員會才向SkipjackOffshore Energy 和U.S. Wind 兩家企業的項目授予了第一批ORECs。這兩家公司將會以約0.13 美元/ 千瓦時的海上風電可再生能源信用價格在馬里蘭州海域建立一座裝機容量為36.8萬千瓦的項目。
　　
　　漂浮式技術和新市場
　　
　　美國西海岸大陸架的水深變化十分劇烈，這使得可以應用于東海岸大陸架淺水區的固定式基礎無法適用于這一區域。在加利福尼亞州開發海上風電場，將需要漂浮式基礎。
　　
　　目前，在美國海域只有緬因大學開發的6MW Aqua Ventus 風電場應用了此類技術，主要進行相關技術的測試。
　　
　　到2016 年底，全球共有總裝機為290.5 萬千瓦的26 個漂浮式項目處于規劃、核準和施工階段，比上一年擴大3 倍。其中的11 個項目即將或者正在施工中，裝機容量為22.9 萬千瓦。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和夏威夷州也在規劃開發這類項目。Folsom 認為，漂浮式基礎技術的平準化成本將會“沿著固定式基礎技術的成本下降曲線降低”。
　　
　　她補充道，與紐約州一樣，加利福尼亞州也需要通過發展海上風電來兌現到2030 年使可再生能源占比達到50% 的承諾。“到2025 年，該州必須建設一定規模的漂浮式海上風電項目。”
　　
　　公用事業公司PG&E 的發言人Denny Boyles 表示，他們已經“意識到開發企業對海上風電表現出了濃厚興趣”，但“目前不會再簽署新的可再生能源配額制（RPS）項目合同”。如果這種情況有所改變，PG&E 公司將會“擁抱包括海上風電在內的所有技術”。
　　
　　Folsom 認為，夏威夷可以成為一個不錯的海上風電市場，因為該地區的電價較高。但與此同時，當地的市場狹小，所以，西門子在美國首先瞄準的是加利福尼亞州。
　　
　　夏威夷電力公司（HECO）發言人Peter Rosegg 表示，在其最新的長期規劃中，發展海上風電被視作滿足可再生能源需求的有力途徑。“我們還注意到有兩家開發商主動提出了3 個海上風電租賃請求。”
　　
　　Folsom 和McClellan 均認為，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亞州都在選址上面臨著挑戰。但一旦支持性政策能夠促使市場走向成熟和驅動成本下降，那么，所有海域的海上風電都會迎來大規模發展。
　　
　　McClellan 再次強調了各州應該落實政策，從而促進海上風電的發展。“這個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她說，“政策可以帶動產業，實現港口、船只、供應鏈的完善以及人工技能的提升，推動成本下降。這又會導致新政策的出臺，從而進入下一輪發展和成本下降周期。”（作者：Herman K. Trabish，編譯自Utility Dive 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