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05年，我擔任美國駐德國大使，能夠有機會親眼見證德國開始擺脫化石燃料的轉型，而現在大部分德國人都對這樣的轉型感到遺憾。2000年國會通過《可再生能源法》后，德國給予光伏發電和風電為期20年的高固定上網電價，并且具有優先并網權。這種政府干預、補貼和市場操縱，使得能源政策方面的政府決策更加糟糕。 

　　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事故發生后，德國立法者決定對政策實施更大幅度的調整。乘著當時發展綠色能源的東風，德國主要黨派在經過艱難的討價還價后，終于決定將該國全部17座核電站推出運行。一方面，德國領導人誓言要放棄清潔的核電，另一方面，又提出到2050年碳排放下降80-95%的目標。 

　　德國政府制定了代價高昂的發展可再生能源的計劃，來實現這些過于宏大，并且似乎自相矛盾的目標。在這個被稱為“能源轉型”的計劃下（德文是Energiewende,英文是energy transition），以光伏發電和風電為主的可再生能源將占到德國電力消費總量的80%，以及一次能源需求總量的60%。 

　　如果說這些目標看上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那是因為它們本來就是不可能完成的。德國現在對替代能源提供大量補貼，意味著德國人的用電價格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2-4倍。到目前為止，普通中產階級家庭承擔了這種高額電價負擔的絕大部分，因為工業部門自身得到了大量補貼。 

　　今年早些時候，德國政府透露，該國有690萬個家庭處于能源貧困狀態。這里的能源貧困是指家庭能源支出占到家庭總收入的10%以上。今天，德國市民到處抱怨這些額外的電價負擔，而美國和大部分歐盟國家都沒有這樣的負擔。德國聯邦副總理兼經濟部長西格瑪.加布里厄（Sigma Gabriel）在近期召開的一次全國光伏制造商會議上表示，能源轉型政策正處于“失敗的邊緣”，大規模政府補貼是不可持續的。 

　　與此同時，技術創新速度已經降了下來，甚至說受到了阻礙，因為那些新能源企業已經對政府補貼習以為常了。甚至降低碳排放的奢侈目標出現了倒轉，因為自從政策開始實施以來，德國的碳排放量反而在穩步上升。德國現在要從鄰國法國進口核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德國能源圖景的救星是煤炭，這是奧巴馬總統值得注意的地方。 

　　政府補貼的是低效的技術，政府又執著于減排目標，但德國煤炭發電量占總發電量的比重上升到了45%，這是2007年以來的最高值。為了在今天的全球市場上競爭，任何一個國家，不管是美國還是德國，都需要有良好的能源政策，這樣的政策是基于已經得到驗證的科學技術，得到了開放市場的檢驗。政府部門的不自量力和對能源產業的不當干預，都不能實現這樣的政策。 

　　在這一屆政府政策下，美國能源生產者正感到頭暈目眩，因為令人疑惑的行政干預正在將我們健康的、市場導向的能源產業引入歧途。如果不對現在的路線進行調整，奧巴馬總統向煤炭宣戰的結果將與德國向化石燃料宣戰的結果一樣：“電價高企，電力供應受到嚴重干擾”。 

　　奧巴馬總統常常想把一些歐洲社會主義元素強加到美國。現在正是他從歐洲錯誤中吸取教訓的時候。總統應該讓已經得到驗證的能源供應者做好他們的工作，生產出能源，防止重蹈德國的覆轍。 

　　（作者簡介：共和黨人丹.考茨（Dan Coats）在美國參議院中代表印第安納州。他是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委員，前美國駐聯邦德國大使。）

　　編者后記：

　　德國人向來有古板嚴謹但執行力強的特點，一旦認定的事就要完成。關閉所有核電站就是他們認定的事，這是最后的底線，為此他們已經準備好電價上漲和煤炭消費量提高的代價。當然，執行政策后，如果大多數民眾不滿意這個“代價”，那么經過議會表決，核電可以重啟。發展方向始終要有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沒有哪個先知可以斷言未來的情景。同樣，一錘子買賣是煽動者們或學究們愛堅持的事，守住底線的前提下可以多輪討價還價才是一個政治家應有的品質。